于丹教授与读者交流
2008年10月25日上午，于丹教授作客武汉崇文书城，与读者进行了一场见面会。讲台上的于丹，短发，身着灰色休闲装，字正腔圆地讲述了她对读书的看法和她自己的读书方法。
在回答热心读者提问的环节，于丹回答了5个问题，全部来自文华新闻社记者的提问。
文新社记者：“礼义仁智信”仍是我们应该严守的道德标准么？大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观？
于丹：这个问题相关于我们传统文化标准对当下的适用性。其实我们首先要看清自己的文化坐标在哪里，我想永远是在当下。今天是21世纪，我们亲历了2008，这还不是一个隆重的历史吗？中国人在2008中经历的事件是一定要被载入史册的。
但是我们看看，从年初的雪灾到5.12的地震，我们就在迎接奥运的过程中，其实亲历了那种历史上近乎原始的苦难。在这样一个文明时代，还是会猝不及防的来临。我们也经历了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人今年因为苦难和辉煌而更多的唤醒了公民意识，更多的人开始挥舞五星红旗了。两奥会之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庆典，似乎我们应该走到了童话的结尾。但是圣火刚刚熄灭，从国际上爆出了次贷风暴引发的金融危机，从国内我们看出了三鹿奶粉事件浮出水面，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变化，这个时代是风险丛生，但是机遇也与它同比增长，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挑战。但同样，我们在多元选择中有更多成全自我的可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完全照搬两千多年前的标准，一定是不适用的，可是这些东西，有一些叫做核心价值，它可以在今天去转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有效元素，但不一定是全盘照搬。
文新社记者：在社会交往的原则上，是否可以以君子之道对待君子，以小人之道对待小人？
于丹：我首先要问一下，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你能分得出来吗？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可是 说人性中，每个人都会有君子的因素，也都蛰伏着可能存在小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只是某种环境下的一种诱发，诱发出来了你的一种行为。你只能说，面对一件事怎么做，你很难把每个人一下子贴上标签归入一个类别吧。那对事怎么做呢？我们总会遇到世界上的一些伤害、不公正、冷漠这些东西的发生。
孔子的学生就曾经问他，说：老师，如果我能做到以德报怨何如？有人对不起我，我还能对得起他，我还能以一种好的道德去包容他。在我们的经验系统中，一直觉得以德报怨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其实不然。孔子在当时就表示不以为然，他反问了学生一个问题，他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啊！也就是说，别人伤了你，世界有不公正，你还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用道德去包容他，那么把你的心智把你生命的热情，把你生命当中光明美好的东西全都耗费尽了，等到有德，真正世界上好的一面来临时，你还剩下什么生命资源去回报呢？这就叫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啊。那么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孔子就说了一个他的态度，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正直的直。当那些伤害、不公正发生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正直、坦荡、磊落的态度，速战速决的去面对它，去解决它，把留下来的德去干什么呢？去以德报德。
不要让我们活生生的生命去复古，而要让古典文化被我们的生命激活，要活在当下，所以我从来不主张我们照本宣科，在一些死的条文中说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多元共生的，它一定不仅仅有一个标准答案。
文新社记者： 您曾谈到，现在有的父母太爱孩子了，把“爱”演变成了“非爱”，实质上是“以爱的名义队孩子进行非爱性的掠夺”，作为孩子、学生，他们该怎么对待？
于丹：孩子永远是相对于大人来讲的，但孩子自己也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世界。我倒宁可说尊重成长，尊重孩子，父母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不见得比孩子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少。而一个好的父母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跟自己的孩子同时学习成长。其实怎么样跟孩子学习成长，我觉得孩子会提供给我们一个价值体系，他们会有一个纯然超乎功利的想法，他们会对世界保持新鲜的好奇，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孩子的那种天真烂漫，我们真的是不忍心过早的残酷剥夺。
我觉得一个孩子真正快乐的应该是尊重他每个年龄上应该拥有的权利。我自己带我的孩子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我经常对我孩子的想法很有一种敬畏之心，真是不敢随便跟他去讲太多的科学，来破坏他的想象力。我们在成长中，会被教育到相信科学，但是我们能有多少岁月的坚持让我们信任童话。我们其实可以从孩子这种天真的询问，能够让我们回到一种赤子般的情怀。
孩子们的那种想象没有带世俗的规矩，如果你学会对一个独立个体从他一开始就充满了尊重，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尊重他人，而且他会珍惜生命中那种最本源的快乐，它的意义和价值不比练电脑啊，练钢琴啊，或者是在背古诗啊，不比这些东西意义更差。
所以我说今天也许我们太过喧嚣，正在走走向一种急功近利，这不是孩子的悲哀，这是家长的悲哀。一句谚语说的好，山坡上开满了鲜花，在牛羊的眼里那只是饲料。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代，是鲜花少了，还是牛羊的眼光多了。
文新社记者：您曾特别强调人的“责任心”，您认为，刚进入大学的“90后”，应该如何培养责任感和诚信精神？
于丹：我是一个老师，在大学十几年，每一年都会迎来新生。大学老师的心是什么呢，年年停留在十八岁，你要以十八岁的心跟他交流，你才能够被他接受。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最重要的是伴随成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并不觉得80后、90后他们身上就缺失了什么，而是我们的社会给了他们什么条件呢？
比如责任心这件事情，5.12大地震发生后，80后、90后表现的尤为突出，捐钱、志愿去重灾区的，他们都想为灾区人民做些什么。他们从小没有人与他分享，他们已经垄断惯了，到了学校也觉得可以垄断别人的资源。我们都怨他们，如果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奉献，他知道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有些生命困顿着在挣扎，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成年人，都是从那个青涩的年纪走过来的，我看着我女儿，我的学生，我看着所有成长中的生命，我觉得我们以父母的心，以长辈的心，以老师的心，面对他们的时候，首先是一种深刻地尊敬，你敬重它，比你训诫和改变它对自己的意义更大。
我们现在的孩子很自我，现在孩子不单纯，其实我们去影响什么核心价值呢，我们怎么往后去走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去面对每一个年纪，这样的一种爱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非爱行为。什么是非爱行为，非爱行为是为了一种索取，为了付出的心灵平衡，而那种无私的爱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爱，最终都是为了一种聚合。朋友的爱、恋人的爱，大家都是为了最后能长久地在一起。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爱，它最高的境界是为了分离，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好的爱不是让他一直在你身边，而是让他尽早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穿行于世界。
如果我们以分离为目标，我们就会少掉一点私心，我们以越早让他分离出去越好为目标。现在我们就会放开一点，就没有那么多苛责了。
文新社记者：您既研究历史，又研究传播，那请问您认为对历史，最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于大众？
于丹：今天我们都在强调学习，关于什么是好的学习，21世纪有一个标准，叫做好的学习导致行为的改变。过去我们会认为，好的学习导致思维的改变，就是头脑风暴。但其实，更好的学习是行为改变。
如果你做学术研究，需要了解它整个的学理体系，但如果你做大众传播，它不应该是这种纯系统性的，而应该是一种扁状爆发的，符合当下生活规律的，它只有来回答我们当下心中的疑问，它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按照大众传播的标准去理解它，这样选出来，加上我们当下的生活感受，我想这就是一种互动的方式。因为它真的会对我们的心理，对我们的生命有用。
我们都在被这个时代选择，时代给我们每个人一些你必须完成的事情。我们在当下、在自己的职业中，都在做一些属于历史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不仅仅是你的上司必须要求你完成的乏味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历史中。
所以文化以及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心能更开阔一点，生命更蓬勃一点，让我们更多一点自信。也许世界是悲观的，也许我们呈现出来的很多的事情是一些艰难险阻，但是我们的态度会成为我们跟这个事件之间的一个化合反应，我们最后可能会得出一个属于很个人的这样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