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言语透露心声、化为人镜。初见杜俊伟，他热情的招呼如同冬日的暖阳，办公桌上厚厚学术资料前的和蔼笑容使人印象深刻，学生也亲切地称呼他“杜博”。他与牛静合作完成的《全球主要媒体伦理规范时》获得第十六次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学实践，这位新闻研究者一直在教学相长的路上不断前行。

校译 功底造就合作

提及此次与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牛静的合作，杜俊伟笑称：“我们在读博士时算是师出同门。”而牛静也了解过他本科阶段学习英语的学科背景。于是，在传播介质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当牛静打算对国际层面的新闻传播伦理进行大范围的梳理时，正思考着国家的新闻业发展前景问题的杜俊伟欣然加入团队。

杜俊伟回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曾提出为新闻传播立法，当时社科院的学者们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法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对后人探讨新闻法而言具有极大的价值。如今30年的时间过去,党的纪律与行政指令在法律层面上对新闻传播形成了良好约束，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仍存在问题。因此，《全球主要媒体伦理规范》的出版为我国新闻业未来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参考。

杜俊伟认为，这种梳理对新闻传播领域而言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他说道：“整合工作需要参考大量外语文献，和我本科所学的英语专业十分契合，我常年的接触外语方面资料，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底。种种原因促使我参与其中。”

梳理 填补学科空白

杜俊伟正在研究的课题是“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信息发布的整合分类以及信用体系问题”，如何在实践的过程中借助大数据和受众评价的信用反馈体系为各大媒体建立一个信用标识，帮助受众更好地接受信息是他思考的方向。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递者具备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专业技术能力。他们的权威性和导向都是可控的，而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新媒体时代，大量似是而非、具有误导性、与社会公诉良俗相违背的内容充斥在网络。新媒体利用大数据，导致大众知识面变得越来越窄，“信息茧房”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已经引起学界警觉，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媒体伦理进行价值引导的必要性。

该著作从组织团队到书籍出版总共耗时3年，杜俊伟同时兼顾教学工作与书籍的翻译校对工作，在常人看来繁杂的工作量，他却解释道：“文华学院教师有教学、科研以及公共服务三大职能。学校给予了教师在政策导向层面的鼓励，例如科研项目、工作量计算时的倾斜，这些都是学校在环境和制度方面的创设，鼓励我们更好地完成职能所在。”正是学校的支持与其自身的特长相结合，造就了著作的完成，使《全球主要媒体伦理规范》作为一本基础性的工具类书籍填补了新闻界媒体伦理方向的空白。

为师 初心筑得硕果

于杜俊伟而言，校译《全球主要媒体伦理规范》一书出于填补领域空白的初心，不仅依靠了自身的特长和兴趣，也有赖于自己长期的文化积累。他认为，新闻人应当结合理论与实践，作切合国情的研究。

作为新闻系教师，杜俊伟负责理论性较强的传播史课程。他常说的话是：“毕业五年内决定一个学生的是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十五年到二十年决定的是知识底蕴与结构，更长久的则是情商。”因此在教学中，除了专业技能的教学外，他着重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们进行广阔地学习并积累知识底蕴。

说到这里，杜俊伟笑道：“我所授的课程大部分安排在大一大二，所以我基本上不会把一届学生完整地从大一带到大四。”但他提起“2004年”“2015届学生”这两个数据时却是脱口而出，十分熟稔。他对学生最大的建议在于，希望学生不要对培养方案里的课程进行主观的功利化判断，将课程贴上‘是否具有价值’的标签。“新闻工作者，应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活动家、知识结构上的杂家、专业技能上的专家。”杜俊伟说道。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十分重要。

媒体伦理道德，是悬在新媒体时代的“痛”。网络填平了信息沟壑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更深的沟壑。杜俊伟、牛静等人看到了这巨大的沟壑，正用双手填补。脚步匆匆、但清晰的脚印踩在了最泥泞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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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静，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字编辑：郭梦雅）

（图片编辑：王密 王梦媛 陈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