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教育家

研讨刘献君老师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不仅对刘献君老师个人，而且对教育界进一步弘扬教育家精神、以教育家精神铸教师之魂、强育人之能，培育更多的中国教育家，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和刘献君老师属于完全相同时代的人，他是1945年出生，属鸡，我是1946年出生，属狗，我比他小一岁。我们同年考上大学、同年留校任教，都当过大学生的辅导员，当过学校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也当过部门负责人，如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共同的经历使我们具有共同的情感、理想、信念。所以，他的文章我经常拜读，虽然他在华科、我在清华，相隔千里，但工作常有联系，能够心心相印。但是，他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勤于笔耕，著书立说，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形成了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的很多著作和文章。他已出版28本专著，发表了250篇以上的论文，到过国内外500多所大学作过学术演讲和工作交流。应该说，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刘献君老师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在这里长篇大论，只能将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略作归纳。我认为，有四个关键词特别重要：

　　第一个关键词是“大学德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都做学生工作，研究学生的思想和成长规律。但是，那个时候讲大学德育和今天讲大学德育，还是有很多重要区别的。那时的学生工作，是在思潮涌动、学潮不断的情况下的工作，相比于今天的学生工作有许多特殊之处，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和维护稳定的工作任务繁重。但是，对大学生思想成长的规律，很多一线管理者因忙于具体事务性工作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研究。刘献君老师把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做了很好的研究，写了大学德育专著和论文。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一批德育专著和学术论文，影响了几代学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素质教育”。杨叔子先生和刘献君老师共同推动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并且影响全国。在教育部推动和众多高校的共同努力下，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推动了全面素质的教育，在中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思想，素质教育思想也成为世界上最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我曾经跟外国朋友交流，试图说清素质教育与西方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关系。外国同行明确地说：“你们的素质教育应该用Suzhi Education来表达，因为虽然与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有共同的地方，但也不完全一样，在英语里找不到一个与素质教育完全对应的单词。”素质教育的思想，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中国教育实践中的问题，那就是长期以来过强的专业教育思想，造成了专业设置过窄、学生文化素养不够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主动进行变革，提出素质教育的思想，开展素质教育的实践，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引领作用。

　　第三个关键词是“院校研究”。院校研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能够组织起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院校几乎没有办学自主权，当然就不具备开展院校研究的土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院校有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如何处理好学校主体和它的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使学校更主动地发展、更快地发展、更好地发展，就需要院校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开展院校研究，就有了内生动力和外在条件。刘献君老师因时而动，及时推动了全国的院校研究，牵头成立了全国性的院校研究组织，对全国高校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个关键词是“个性化教育”。在育人过程中，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有个性的、全面的、自主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刘献君老师在学校尤其在文华学院贯彻这一教育思想，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培养了大批有个性的学生，使个性化教育成为文华学院的鲜明特色。

　　应该说，在所有这些方面，刘献君老师都走在了教育改革发展的前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想，他能作出那么大的贡献，有他的个性所依。我觉得，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总结他的个性，但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条，至诚报国、甘于奉献。刚才，我们看了视频，在那个小山村里，我们的父辈没有多少文化，生活非常艰苦。我们都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在新中国成长起来，对党和国家有非常深的感情，所以我们至诚报国，甘于奉献。刘献君老师做得特别突出。第二条，他在学习、思考、实践上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不断的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同时在实践中思考，思考以后记录下来。他常说一句话，我曾多次听过，“大家听那么多讲座，能不能每次讲座后留下你最受教育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他还经常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一句话，因此有很多金句被流传。他经常说：“研究一个问题，做成一件事情，写出一篇文章。”就是说，把研究、做事和著作联结起来，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他的很多文章和专著，都是这个良好习惯的结果。他的这个习惯非常值得年轻人、同学们学习。

　　总之，他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我想，教育家精神是一种伟大的、高尚的精神，但又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的校园里；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事情，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只要努力，也都可以成为教育家！让我们一起向刘献君老师学习，一起弘扬教育家精神，使我们的教育事业有更大的发展，同时造就更多的中国教育家！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 周洪宇

献君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型领导，一位很有教育信念、教育情怀、教育追求，也很有教育思想、教育智慧、教育创造、教育贡献和教育影响的教育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这一代教育家群体里，他是很有特色、富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他在近六十年的教师职业生涯里担任过学校诸多部门的职务，他有很强的研究意识和研究精神，把每一项工作都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研究到一定程度，就反思总结，形成理论，并运用理论来推动实践。这是我非常钦佩的一点。在他身上，还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湘学者地域文化特色与优良传统，一件事情只要看准了，就要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干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同时，我还观察注意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领导们，从第一代的朱九思校长开始，到杨叔子校长、周济校长、李培根校长等，以及包括献君老师在内的一批副书记、副校长，都有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朱九思、杨叔子、李培根等人还亲自指导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这些理工科不同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院士亲自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这一点在全国高校里可以说绝无仅有，非常难得。我深感，正是这种勤于思索、善于研究、勇于探索、敢于创造的精神，使得华中科技大学在其七十余年发展历程的每个关键节点上都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突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更是以高教研究为指导推动了华中科技大学的转型升级，形成了为世人所称道的“华中科技大学办学现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校领导高教研究群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很值得高教研究者来研究，期待有心者对此下功夫，揭示其奥秘。

迄今为止，献君老师是这个校领导群体里面，参与高教研究时间最久、开拓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的一名重要成员，无疑也带有这个群体的共性与特质。一百多年前（1919年4月），陶行知在其《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里把传统的教育人物分为三种：一是政客型的教育人物，“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的教育家”，二是书生型的教育人物，“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的教育家”，三是经验型的教育人物，“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他认为这三种都不能算一流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要具有开辟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只有具有这两种精神的教育人物，才算是第一流的教育家。献君老师毫无疑义就是具有开辟和创造两种精神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作为活跃在中国高等教育界近60年的研究者与管理者，一方面，献君老师是一位极其严谨的教育研究者，他的学术研究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分析透彻，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大学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个性化教育”等领域，他是我国“大学德育学”学科领域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文化素质教育“运动的开拓人之一、中国本土“院校研究”领域的倡导者、个性化教育的构建实施者。

　　另一方面，献君老师始终坚守在行政管理一线，从参加工作至2023年10月，曾在四所大学任职，在三所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其中一所主持党务工作，一所分管学科建设、人事、宣传、统战、工会工作，一所主持行政工作。他历任华中工学院党委学生工作组组长、组织部副部长、青年工作部副部长，襄樊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南政法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华中理工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校长等职务。长期的管理工作实践使得献君老师能够从政治站位、战略视野来开展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从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抓住问题开展研究，从工作实践中探求学术研究问题和方向，再以学术研究指导和反哺工作实践。

　　献君老师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学者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而是始终基于实践观察和调查研究，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从1972至1989年，献君老师17年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由于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参与全国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得出了大学生思想状况“主流是好的，问题是严重的，责任不在青年”的结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同时，参与撰写中国第一本《大学德育论》，开始引领我国“大学德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1994年，献君老师开始兼任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为发展文科他提议面向全校举办人文讲座，反响十分热烈。大学生为什么那么喜欢人文讲座？对此，献君老师深入思考，在杨叔子校长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向教育部汇报，促成教育部在1995年于华中理工大学召开52所大学参加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就此拉开序幕并迅速在全国蓬勃展开。随后，献君老师又深入探索文化素质教育理论，出版了《文化素质教育论》等著作，系统总结了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文华学院创建过程中，献君老师面对多名学生多门考试不及格的问题，又触发了个性化教育的设想。从问题出发，开展研究，提出个性化教育理论，出版了《个性化教育论》一书，并被多所职业院校用于教师学习。这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从实践问题出发、又回到实践工作的指导上，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他所说的“实践研究，相互推进”。

　　难能可贵的是，献君老师还身体力行，参与创办两所大学。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国家亟须人才。1983年，湖北省政府批准建立襄樊职业大学。随即襄樊市积极筹备，成立“襄阳职业大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献君老师任党委副书记，为襄樊职业大学的创办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倡导围绕“面向襄樊市，为襄樊市中小型企业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思想，积极探索职业大学教育规律。同时引进师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建制度，根据学校实际，逐步建立教学管理制度、教师工作量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等，使学校有章可循；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等。

　　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亟须创办大学，扩大招生规模，“独立学院”应运而生。2003年，华中科技大学与美联地产有限公司决定共同创办文华学院。献君老师作为学校代表，以副董事长身份参与创办和领导，2010年起任文华学院校长。献君老师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战略智慧和战略勇气，站在战略的高度，遵循教育规律，适时提出理念思想，凝聚人心，引领学校发展。与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形成了具有文华学院独特内涵与个性的教育思想、办学特色，将文华学院办成了一所跻身全国民办高校前列的高等学府。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为新时代广大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以新时代教育家为榜样，深入研讨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是深刻理解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重要途径。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以“弘扬教育家精神”为主题是十分切题的。献君老师勤学笃行、乐教爱生、求是创新，在大学德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个性化教育等领域深耕善为，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卓越成就与贡献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式教育家的典范，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式教育家的精神内涵，激励着中国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潜心育人，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献君老师执教数十年，研究半辈子，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研究成果丰硕，在高教界影响很大。我这里借用自己比较喜欢的两首唐代诗人的诗作来冒昧评介献君老师的贡献和影响。一首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另一首是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二首》其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对刘老师的敬仰首先来自感性，刘老师是那种越接触越有思想味道（“味道”一词来自周远清老部长的说法：“高等教育是很有味道的”，为此我曾经专门撰写小文《教育的味道是思想》予以评论）、越接触越想长久相处的大家长者。但是，感性影响人、理性信服人，所以我今天只谈理性思考。

　　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指明长期以来“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我的基本学习收获和体会是：教育家起于和成于教育实践，探索和丰富教育思想，受益和滋养教育理论；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中涌现，通过实干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不凡成就，经过实践在教育思想上产生广泛影响，有行动追随者、思想传播者和事业继承者；教育家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教师群体所蕴含品质内涵和精神特质的概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内容。

1.教育家源于实践、形成思想、滋养理论

　　实践是教育家成长之源，思想是教育家成就之魂。

　　教育家是教育实践者并形成教育思想者。没有实践就不会有教育家，没有突出实践成就者就不可能成为教育家，所以教育实践是第一位的。教育家是用心做教育，教育家之所以产生深刻影响就在于其实践创造力和思想感染力。光有实践没有思想也成就不出教育家，二者缺一不可。

　　教育家不一定是教育理论家，教育学家也不一定能够成为教育家。但是，教育家思想的形成一定有其相应的理论积累，教育家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实践、传播、完善，也在不断地丰富滋养教育理论的发展。

　　刘老师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启和参与了一些重大的、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影响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实践，参与创办襄樊职业大学和文华学院，带领文华学院开展教育模式实验使其成为一所有文化底蕴、教育魅力和发展活力的学校；刘老师在其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且体现时代性的教育思想，如实现思想教育过程社会化、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办大学就是办一个氛围、“三九个性化”教育模式、“偶然、实然、应然、必然”的实践——自由成才路径、大学发展的战略关系理论等，特别是在院校研究理论与实践、个性化教育理论与模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有影响力的思想成就；刘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学者，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理论大家，研究与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螺旋式上升，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许多理论成果具有推广意义。

2.教育家具有大胸怀、体现高情操、致力深耕种

习近平总书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方面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进行了全面完整阐述。我的学习体会是：教育家具有大胸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体现高情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致力深耕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教育思想是教育信念的基石，深邃的教育思想是坚定教育信念的源泉。刘老师始终饱含为党、为国、为校、为师、为生的事业情怀，由此而散发着前面所说的教育思想的“味道”，是一位具有大胸怀大格局的思想者；刘老师以身作则、甘于奉献、乐于助人，具有高尚的教育情操和人格魅力，因此在不同时期都能凝聚一批志同道合者共同干事创业；刘老师孜孜不倦做学问，虽身为大家、长者但仍然坚持下基层一线调研、回书房坐冷板凳，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一季度就发表了《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变革探究》、《偶然、必然到自由——教育探索的重要路径》等论文，从中可感知刘老师思维的活跃和“耕种”的深度。刘老师是当代高等教育界受人尊敬的教育大家。

　　3.教育家有行动追随者、思想传播者、事业继承者

　　教育家精神对教师成长具有浸润作用，国之大者、理想信念、专业水平、敬业精神、仁爱情怀、助人之心、气质修养等是每位教师要注重的职业修为。教育家也并非遥不可及，广大教师可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先努力成为优秀教师，再倾心在实践中、思想上向教育家境界迈进。

　　我们需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使国家发展建立在人才第一资源作用之上。我们需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使广大教师以崇高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创新的理念，做学生前行的筑梦者和引路人。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体现了业界对教育家精神的追随、传播和继承。

　　华中科技大学在其多年的办学实践中，有系列教育思想影响了全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许多办学经验为全国高等学校广为借鉴，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开拓者和重镇，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华科的也将是全国的。

　　老一辈教育家已经做出了开拓性的伟大事业，后辈们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创新发展。这是后继者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阎光才

刘献君教授是一位有着丰富管理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积累的学者，也是一位有长期文华学院掌校经历的办学者，尤为擅长把自己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体悟与办学实践有机结合，因而开创了文华学院的办学特色与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使其成为民办高校中一道极为鲜亮与醒目的景观。他是学者，有深厚的学养，也是一位极为睿智、有情怀、有实践智慧的教育家。在刘献君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不同时期他都有不同的主题关注。在此，我仅就其中他长期聚焦的几个相关议题，结合自己的学习体悟略加总结，并与大家共飨。

　　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面对这一“突变”为高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他审时度势，在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首个院校研究机构——院校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他主导创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并担任首任会长。由此，他主导了院校研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在高等教育理论界、学科与院校规划实践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刘献君教授堪称中国院校研究的思想者与理论探究的领路人。

对于院校研究的定位，他提出了两个核心意义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决策服务，以理论探究与基于证据的研究，为高校的办学方向与定位以及健康运行提供决策支持。结合学术组织以及不同机构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决策过程中以学术权力的维护为高校教师探究自由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和开拓空间；二是院校研究要关注学生发展，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全面支持与服务。

　　关于决策服务，刘献君教授特别关注行业特色高校与应用型大学的办学方向与发展道路，他认为这些机构固然具备一般大学的共性，但它们的发展更在于特性。应用型大学要学会舍弃，在寻求产业、学术与技能的平衡中，以科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学习与个性化培养等新观念，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与大学组织制度为关键路径，为自身的专长与特色建设拓展空间与赢得资源，进而提升竞争力。为此，他提出了“教学服务型大学”的新概念，倡导服务学习，即将课程学习与社会和社区服务紧密结合，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方案与课程结构，并认为无论从时代要求还是应用转型角度，服务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都是教学服务型大学的重要导向。

　　至于院校研究如何服务于个性化教育，刘献君教授立足于他对教育基本价值内涵的体悟，演绎和建构了他关于个性化教育的系统性、层次结构分明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价值，个性化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发掘其优势潜能，培养其独立人格与独特个性，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谐发展。他提出的个性化教育涉及如下核心概念：

第一是“以学生为中心”。即把每个学生视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尊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通过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与支持，实现个体潜能与发展目标。

第二是“优势潜能”。个体潜能并不完全具有本质性，而是有可变性与可塑性，认识与发掘每位学生的优势潜能是教育的起点。教师要善于通过纵向回顾、横向比较与实践探索的方式，促成学生优势潜能的显现，进而通过提出合理期望、创设空间以及适当控制与干预的方式，实现优势潜能发掘的最大化。

第三是“交往”。潜能的显现在于交往，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学生与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交往的过程，在交往中学生才能充分认识自我、增长知识、丰富情感和提升品德，最终实现个人发展。

第四是“教育空间”。交往需要学校营造空间，教育空间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物理与心理意义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以及实体与网络意义的等等，空间也代表多渠道多形式的学生选择与自由探索的机会。拓展教育空间，促进学生多维度的交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合作精神，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进而实现让个性充分显露与延展的全面发展。

第五是“尊重”。关于尊重，在我看来，刘献君教授将其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诉求，它关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格的尊严与日常生活中的修养。尊重是人的教育核心价值，是教育的起点也是终点，唯有以尊重为前提也为目的，才能实现教育目的与手段、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相统一。关照尊重每一个体，就是为所有学生创设良好环境与发展空间。因此，尊重又是一种面向每一个体的具体实践，也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基本路径。

第六是“立志教育”。立志教育就是让每一个体在交往中不断显现优势潜能和发现自我，进而在学校和教师的多方指导与配合下，逐渐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健康的人生长远目标与合理的行动计划，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立志教育是一个贯穿学生学习全程乃至未来发展过程的综合性教育过程，也是一个涵盖上述所有概念的完整框架。

　　正是基于院校研究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刘献君教授将文华学院定位于教学服务型大学，并立足于他对个性化教育的深刻体悟与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把个性化教育作为该校的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特色。因而，他确立了关于个性化教育实践探索的“三九”模式，即“三个关键点”：潜能、立志、空间；“三个类型”：学术型、能力型、潜力型；“三个行动”：一人一规划、一生一课表、一师一优课，从而在文华学院实现了由理念、理论到实践的完美连接、转化与融合，也构成了文华学院特有的精神与文化。

　　由院校研究的（理论）研究，到针对特定类型与特定高校的院校研究，再到具体思想与理论成果的转化与实践，可以说，刘献君教授是一位有预见的战略家，他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极有远见卓识，对中国高等教育现实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实现了将高等教育理论、院校研究理论与办学实践有机融合的创举；他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对中西方文化与教育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极有深度的体悟和始终清醒的认知与理智的判断，均切中了中国体系化教育中个性化严重不足的要害；他是一位文笔精约的学者，有理论的深邃但更有表达的朴实，他的著述没有诘屈聱牙的专业术语，能将复杂的道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他是一位睿智而又务实的实践者，善于把学术理论与办学实践有机融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个有特色、有成效、有推广意义的办学模式。

总之，刘献君教授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院校研究理论实践的领路人，更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与实践智慧的教育家。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张应强

我是抱着无限敬仰之情来参加此次会议的。时间有限，敬仰之情无限。要在有限时间里表达我对刘老师的无限敬仰，着实不易。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花点时间简要追溯一下我与刘老师的交往。

　　今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十五）是我60岁生日。花甲之年，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和一幅书法作品，并选择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照片发在朋友圈。刘老师在我朋友圈留言：“一天太长，一生太短。年轻有为的应强都60了，我也该老了。”我回复：“是啊，人生苦短。幸运的是，我在您身边度过了美好的22年。”

　　其实，我与刘老师的“交往”始于拜读他的论文。1986年，我在江汉石油学院物探系担任团总支书记，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读到了刘老师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的《大学德育和社会大系统》一文。他在文中提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始终没能摆脱应付局面的症结，在于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学生在变，但德育仍自我封闭，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就德育谈德育，没有把德育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把它放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要求社会来适应德育，而不是让德育去适应社会。这种直击问题症结，具有深刻反思性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

　　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98年6月我与刘老师的一次直接交往。当时，时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老师和朱九思老校长亲自到我荆州家中，希望我能到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1998年8月23日，我举家来到华中理工大学，从此在刘老师身边工作和学习了22年。

　　教育家精神既崇高又鲜活，既抽象又具体，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体的。教育家神圣但不神秘，教育家精神高远，但教育家并不遥远。刘献君教授就是我们身边的教育家。在他身边工作学习的22年间，我感受到了他崇高而鲜活的教育家精神。

1.通过教育研究内化教育家精神

　　教育学家不一定就是教育家，教育家也不等于教育学家。刘献君教授兼具教育学家与教育家双重特质。他通过长期的教育研究，内化了教育家精神，将教育家精神融入血脉之中，从精神气质上生发和展现出教育家精神。

　　刘献君教授出版了近30部学术专著，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主要集中在大学德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和个性化教育四个方面。在每一个方面，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理实相生、知行合一是刘献君教授学术研究的鲜明特点。他研究的问题都是不同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他不做空对空的理论文章，而是基于实践研究真问题，扎根实践回应现实需要，做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他善于将实践中抽象和概括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实现了理论升华，作出了理论贡献。如在人的发展方面，他提出偶然因素会影响人的发展。这一观点既源于客观现实和个体认知，又是对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一哲学范畴的辩证认识。他将抽象的人的发展规律，概括为具体的阶段性发展规律、结构性发展规律和自觉能动性规律。又如，他提出内化是大学生素质形成的关键。这一观点，是对五种课程形态中“体验的课程”的认识，是对教育中“内化-外化”关系的科学认识。再如，他提出“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这一观点，体现了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思想。

　　文化素质教育方面。文化素质教育得以在全国高校展开，华中理工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献君教授居功至伟。他不仅在华中理工大学倡导举办人文讲座，成为华中理工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设计者和推动者，而且系统深入研究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问题，为推进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如他基于对50位教师的访谈，在2002年发表了《科学与人文相融——论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一文。该文概括的“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的人文教育方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受到教育部领导的充分肯定。

　　院校研究方面。开展院校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2000年3月，刘老师领导创建了华中理工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后来又在教科院建立了院校研究所；2002年，他发表了《加强院校研究：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院校研究 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等论文，开启了我国院校研究历程；2003年，他在天水师范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建立了全国高校院校研究会（筹）；2007年，他推动该研究会改建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并担任首任会长；2008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院校研究教材。在这一过程中，他带领我们到全国高校讲学和开展院校管理咨询。院校研究由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具备了领军人物、学术组织、学术年会、教材、案例集等。

　　他始终把握和引领我国院校研究的根本方向。他不仅研究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对院校研究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不仅开展院校研究方法的研究，而且领导对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展院校研究，亲自做具体高校的院校研究。他提出的在“专题研究中突破、在规范发展中提高、在国际化中深化”的院校研究思路，对我国院校研究的快速起步和深入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在教书育人中践履教育家精神

　　教育不仅是一门研究教育规律（教育发展规律、办学治校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的学问，而且是培养人的具体实践活动。刘献君教授不仅通过长期的体验性教育研究把握了教育的真谛和人才培养规律，对教育家精神有着深刻的理性自觉，而且在教书育人中践履教育家精神。

　　他确立了“鲜活生命个体”的学生观。他认为，无论学生背景如何，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因此，他尊重学生个性和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他尊重学生，对学生有求必应，有信必回，耐心倾听，解惑答疑；他爱学生，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将心比心理解学生，设身处地为学生发展着想，为学生前途着想，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有温度”。他的学生江新华不幸患病英年早逝，他亲自带着我、有关老师和学生赶到黄石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让家属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所有人都深为感动。

　　他结合多年教育实践，“悟”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以悟导悟”，以自己之“悟”引导学生悟学问、悟人生，让学生收获为学之道和为人之道。

　　“以悟导悟”也是他在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迷则为凡，悟则为圣”时“悟”出来的。我多次听到刘老师讲“迷则为凡，悟则为圣”。他对“以悟导悟”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并用于教学中。他曾在《科学与人文相融——论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一文中提出：教学中教师要“以悟导悟”。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要靠体验、感悟。教师要以自己的体验、感悟，去引导学生感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体会，贯穿在讲课过程中，达到师生之间灵魂的碰撞，心灵的沟通。

　　“以悟导悟”是他在体悟自己的学问和人生中得出的“真道理”。如学术研究要避免“用无知去研究未知”；知识是由外而来，智慧和思想则是由内而生，需要自己建构；生活中的很多道理并不在书上；人的一生有很多事要做，但是要抓住那些关键的、能够影响自己一生的事；一年可能干不成任何事，十年可能干成任何事；做应该而且能够做的事；做一件事情要产生多种功能；唯有坚持才能对未来充满期待等等。

　　他曾用“勤奋、求实、简单”概括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也是我所强烈感受到的。他以身垂范，善于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和智慧来教导学生用心体悟做人处事和治学之道。我也从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感悟中受益良多。他曾从漫画“这山望着那山高”中感悟到：人要登上另一座山，必须先下山。他阐发了人要懂得舍弃，以及先下才能后上的道理，对我影响很大。

3.在办学治校中体现教育家精神

　　刘献君教授曾在三所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文华学院能在全国民办高校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刘献君校长以教育家精神办学治校。文华学院是教育家办学的典型代表。

　　文华学院的办学特色在于实施个性化教育。实施个性化教育，必须理论先行。刘献君教授围绕个性化教育，相继发表了《高等学校个性化教育探索》、《个性化教育的十个观念》、《课程教学中的个性化教育》等15篇论文，提出了个性=共性+特性，共性要求通过个性化途径实现；尊重是教育的起点和终点，以及营造个性化教育空间等重要思想观点。

　　他将个性化教育理念落实在文华学院办学治校的各方面、各环节。他抓住个性化教育中的“潜能”、“立志”、“空间”三个关键点（这三个关键点也是他研究的结果），在文华学院首创“潜能导师”、开展立志教育、建设个性化教育空间，帮助学生发掘优势潜能，立志成人成才；他根据文华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学生分为“学术型、能力型、潜力型”三种类型，实施“一人一规划，一生一课表，一师一优课”行动，创建了“三九个性化”教育模式。在他领导下，文华学院的个性化教育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而且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在大学学科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高校战略管理和决策等方面都发表了“接地气”的思想观点，不仅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而且对华中科技大学的改革发展特别是文科建设和发展，对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才工作等作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性贡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别敦荣

1998年10月调到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之前，我就知道刘献君教授是学校党委副书记、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调到华科大后，我称呼他“刘老师”，一直到现在。第一次与他见面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印象中是在我到华科大人事处办理入职手续时，处领导告诉我，在学校引进我的时候，刘老师作为主管人事人才工作的校领导很重视，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离开厦大时厦大向华科大提出需支付一笔“赔偿费”，刘老师指示跟厦大协商，结果厦大便将我“贱卖”给了华科大。朋友带我去刘老师办公室与他见面，谈了什么都忘记了，只是感觉他似乎对我是了解的，很有亲近感。

　　1999年高教所领导班子调整，刘老师任所长，我任副所长；2000年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他任院长，我任副院长，这样一来，与他接触交流的机会就多了。与他共事后，发现他善于掌控全局，谋大事，行事雷厉风行，对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从不推诿。教科院成立后，发展处于承前启后、再创新局的关键期。尽管他的学校领导工作繁忙，但他对院里的行政和学术工作一丝不苟，不仅对大政方针把舵定向，很多疑难而重大的工作还亲力亲为。他当院长后着力抓转型发展，做了几件大事，壮大了教科院的学术队伍，增强了学术影响力。这些大事包括：引进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科班出身教师，精锐教师团队为一时之盛；开拓院校研究方向，确立了教科院在全国院校研究的领导地位；组织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为文化素质教育的学科化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引入校友捐资兴建办公大楼，开二级院系自建办公室大楼之先河，全面改善了办学条件。在他的领导下，2007年教科院高等教育学获批全国第二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其转型发展成就得到了高教界的高度肯定。

　　举办“校长博士班”是教科院成立后刘老师决定做的第一件大事，在我看来，也是一件昭示刘老师教育家精神的重要工作。这件事在当时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即便到了现在，谈起“校长博士班”，很多人仍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任副院长，分管教学，所以是这件事的亲历者，具体参与了全部“校长博士班”的举办。在我离开教科院后，刘老师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谈到“校长博士班”主要是他和我两人负责办的。实际上，我一直认为，这个班之所以能办起来，且能持续办下去、办出成就，完全是刘老师以一己之力扛起来的。我只是在刘老师领导下主要做了一些组织协调工作，具体事务性工作还有教学秘书董中专老师负责。

　　“校长博士班”之所以受到关注，客观地讲，有几个噱头：一是以办班的形式招收博士生。当时各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招生人数大都在个位数，人们对“办班”培养博士心存芥蒂。二是以“校长”名义招生，学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给人很多遐想空间。所以，一开班就面临来自校内外多方的质疑和诘难，有向教育部反映的，有直接责难我们的，还有借各种场合直接或委婉提出批评的，也有好心的朋友善意提醒、劝诫我们不要砸了教科院的牌子。我记得在第一届“校长博士班”开班上课的时候，一位学校老领导在班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你们有一部分人是来混文凭的”，吓得两位副职校领导放弃了学习。作为主事者，刘老师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没有退缩。他多次讲，高校领导需要学习，办这个班把领导们组织起来，他们不仅集中上课时能听老师讲课，学习高等教育和大学领导管理理论，回到岗位后要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完成作业、写论文，总是好事。他们学习理论，探讨办学中的问题，对做好工作、办好学校一定会有帮助。刘老师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很多高校校长、书记们都没有学习高等教育学和大学管理的学术经历，缺少高等教育理论修养，对高等教育规律缺乏认识，主要依靠经验办学，要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存在先天不足、后天无助的问题。办“校长博士班”有助于解决他们学习高等教育理论缺少渠道的问题，提高大家的思想境界、学术水平、研究能力，以研究的态度对待工作，将研究和工作结合起来，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刘老师认定了办这个班有重大意义，便想各种办法坚定地带领我们做好每一项工作。他曾亲自起草专题报告给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得到了高度肯定，周济批示要“办好这个班”。

　　“校长博士班”共办了五期。2000年举办第一期，2008年办了最后一期。2009年教科院获得首批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试点资格，最后一期学员参加了2010级教育博士招生考试，部分学员被录取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所以，在这一期以后就没有继续办了。“校长博士班”招生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报名者必须拥有硕士学位，没有取得硕士学位的学员只能采取旁听的方式入学，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必须取得硕士学位。每期办班招生人数不等，多则50人左右，少则30人左右，初略估计，共招收200人左右。招生报名非常踊跃，每期都有大批咨询者、报名者，刘老师和我会对每一个报名者的材料严格审查。所招收学员以校领导为主，有一批校长、书记，比如，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陈磊、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郝翔、海军工程大学校长郭立峰、青岛大学校长徐建培、云南师范大学校长伊继东、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周清明等，更多的是副校长、副书记，每期也有几位学习积极性很高的高校处级干部。“校长博士班”采取在职学习、集中授课的方式，对课程学习考勤、考试严格管理。所开课程主要有高等教育理论专题、高等教育管理专题、高等教育改革高级讲座和英语等，授课教师除了本院本校教师外，还在全国范围邀请高等教育权威学者、卓有成就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上课。先后受邀上课的学者、领导有朱九思、杨叔子、潘懋元、夏书章、曲钦岳、张岂之、章开沅、张楚廷、翁史烈、母国光、吴咏诗、胡显章、李延保、谢维和、李培根等。周济上调教育部担任部长后还曾受邀回来给“校长博士班”上课。他们的邀请大多都是刘老师先联系好了以后我再跟进。他们的授课受到学员热烈欢迎，有的学员还将他们的授课录音整理出来印发，供自己所在学校干部学习。为了给学员提供学习资料，刘老师领导我们充分讨论、确定了几本必读书，因出版社已经断供，我们便联系印刷厂“私自”印刷了一批图书，发给学员学习，受到他们欢迎。对领导干部来讲，英语学习难度较大，我们专门开设英语课，请经验丰富的外国语学院教师上课，并对课程学习进行封闭式管理，配备班主任全程督导。

　　五期“校长博士班”持续时间近10年，这段时间正是刘老师任院长期间。办这个班不仅使教科院整体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进入了新阶段，而且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我们深知这个班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一期办班过程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有任何让人挑刺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五期班办下来没有接到一次投诉，学员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上课时间极少有学员请假缺课，大家对整个学习过程的认可度和接受度非常高。“校长博士班”先后有百余人完成全部学业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一大批学员将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所学应用到工作中，推动了所在学校改革发展，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显著提高，成为21世纪初期高教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现在回过头来看，办“校长博士班”虽然只是教科院发展史上开展的一项具体工作，但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我国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而且为发展中国院校研究培养了一批早期骨干力量。很多“校长博士班”的毕业学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的骨干成员。作为亲历者，我为刘老师的远见卓识而深感钦佩。“校长博士班”的举办充分彰显了刘老师是一位富有教育家精神的大学领导，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大学领导才可能洞察我国高校高水平办学、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在极其艰困的情况下，他以自己所特有的大智慧力排众议，扎实工作，将几乎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且持续不断地办学，开创了教科院发展史上一段辉煌时期。

参考文献：

［1］陈廷柱,王小月,张俊超. 博学笃行 立己达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40年［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45.

［2］张斌贤,文东茅, 翟东升. 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回顾与前瞻［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2):1-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铜仁学院原校长 侯长林

刘献君教授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高等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由于他的高等教育理论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因此，他的高等教育研究不仅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尤其是他的关于教学服务型大学等教育思想，给我国新建应用型高校尤其是铜仁学院很多启示，进而促进了我国新建应用型高校的发展。

　　1.以培养地方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并强调发挥社会服务职能的新型大学观，让铜仁学院在应用转型探索的迷茫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铜仁学院在应用转型发展之初，曾走过弯路。在2014年学校召开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上，我将铜仁学院的应用转型发展目标定位为应用技术大学。但不久发现，将“技术”二字写进学校发展目标类型定位之中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铜仁学院的过去没有技术积累和积淀，现在又没有良好的企业作技术支撑，朝技术型大学的方向发展难度很大。这就造成了办学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分离。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刘献君教授《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兼论高等学校分类》一文，读完后觉得文章中“教学和科学研究以服务地方为宗旨，培养地方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产出地方需要的应用性成果”［1］等有关教学服务型大学内涵的解读，正是我理想中应用型大学的模样。于是，在2015年学校召开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上，我将应用技术大学的定位调整为教学服务型大学。没想到，这一应用转型发展定位的调整得到了教职工代表的充分认可。文学院的一位女教授动情地说道：现在把学校定位在教学服务型大学，让我们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2］目前，铜仁学院在教学服务型大学的道路上发展很好，这一切都得益于刘献君教授提出的新型的教学服务型大学观及其对铜仁学院的指导。

　　2.以发展应用学科为主并强调学科与专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观，让铜仁学院的学科建设在与专业建设的博弈中找到了应有的方位。

　　我到铜仁学院担任校长时，其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学校基本上只有专业建设。我们阅读了刘献君教授的《论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等研究论文，他的有关学科价值与意义的论述，使我们逐步在校内达成了共识——不能只建专业，还要同时建学科。随着对学科建设的重视，学科与专业建设出现了矛盾。在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关系中，学科建设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刘献君教授关于“学科、专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3］的观点，让我们找到了学科建设在学校发展中的方位——如果说研究型高校以学科为龙头、专业是依托，职业型高校以专业为重点、学科是支撑的话，那么，应用型高校就应该是学科与专业并重。

　　那么，铜仁学院主要应建什么学科？在校内引起了争论。我再次把刘献君教授的文章拿出来研读，发现刘献君教授对此已讲得很清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特别重视基础学科，其他类型的学校，则以应用、交叉学科为主。因此，我明确提出：铜仁学院应大力建设应用学科，但也要给基础学科留下一扇窗。［4］

　　3.以占有相对优势为目标并强调在管理中舍弃相对薄弱领域、集中发展自己强项的高校发展观，让铜仁学院在跨越发展前行的困惑中找到了合适的战略。

　　在2013年提出争创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时，铜仁学院还处于贵州省市州高校的最后一个方阵。怎么才能实现跨越发展？我们在刘献君教授《高等学校战略管理》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尤其是“任何规模小、层次低的大学，不论实力如何小，但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也可以占有某种相对优势”［5］等论述，让我们找到了“小而精”的发展战略。正是这种“小而精”的发展战略，让铜仁学院在省内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于2020年成功获批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并一次性获批了三个硕士点。

　　4.以所在学校为研究对象并强调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院校研究观，让铜仁学院在行政管理规律把握的艰难中找到了重要的工作方法。

　　刘献君教授关于院校研究的论述，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院校研究的内涵，把握了其特征和规律，并明确将铜仁学院院校研究定位在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和应用研究上。自2014年开始组建发展规划处以来，铜仁学院先后进行的应用转型办学定位选择与调整、办学理念的凝练、“山”字型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等改革方案的制定及其理论支撑，都是院校研究在推动铜仁学院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5.长期不间断地对高等教育充满想象力的探索精神，让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在学问人生坚守的犹豫中找到了学习的榜样。

　　我从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时，面临着是回归家庭还是继续留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的选择。客观地说，我有过犹豫，不过，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主要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像刘献君、张楚廷、杨德广、张德祥、龚放、眭依凡、邬大光等领导和教授，这样一批仍在高等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的人的影响。他们不仅是我国大学里的风景，而且是大学里最靓丽的风景！我的身体尚好，想到刘献君等教授都还在对高等教育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地选择继续留在教学科研的岗位上，像刘献君等教授一样过充实而快乐的学问人生！

参考文献：

［1］刘献君. 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兼论高等学校分类［J］. 教育研究，2007，(7)：31-35.

［2］［4］侯长林. 走向大学深处［M］.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21，166.

［3］刘献君. 论高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十个关系［J］. 高等教育研究，2009，30(4)：1-10.

［5］刘献君. 高等学校战略管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甘肃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西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张俊宗

每每忆及刘献君老师，《论语》中记述孔子的一个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脑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所谓“发愤忘食”，孔子自解为“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此情此景，可谓像极了老师的做派，像极了老师的为人！

　　于为师而言，在学生的眼中，老师温和敦厚。初见老师，会感觉有些严肃，搭上一番话，顿觉轻松，如朋友般亲和。言及此处，忆起老师的二三事。老师待学生，多以鼓励，少有的批评也饱含期许的深意。一次，一位学生的论文点评被称老调重弹，学生沮丧，老师笑着说“即使是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话说的既温暖，又具哲理，一扫学生忧虑，获得满满信心。老师历来不事张扬，从不故弄玄虚，讲述文理平实简单。记得老师在讲授论文创新点时，曾概括为三法，材料、方法与观点，三者俱全为最佳，但可遇不可求，三者有其一，甚至其一中的其一，也是难能可贵的。这番既能落地又高屋建瓴的话，至今照亮着我们的学术之路。老师把学习当作生活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博士入校时，老师已经56岁，当时老师还担任着学校领导职务，事务缠身，很难得闲。那时候找老师讨论问题，通常在周末，时间久了，自成惯例。在任何周末的任何时间，在办公室总能看到老师的那个状态，独坐桌后，安静地读书写字，当我们表达由衷敬意时，老师总是那句话“几十年了，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习惯了”。老师默而识之，总是在细微、平常的事情中留心问题、发现问题。去年夏天，与老师一道去河南信阳光山县，席间，老师突然问我们，涂有光先生可是光山人？本以为老师之问就是拉拉家常，可是待我们落实涂先生确是光山人后，老师转而问及当地领导，“又光”是否有深意？果然如此，当地领导说，涂先生小时候聪慧过人，县长见到甚是喜悦，为其改名“又光”，寄托“又一个司马光”出现。老师这种见微知著探究问题的品质实为我们钦佩。

　　为人之师，品质为要。闲暇翻阅《论语》，弟子赞许孔子最多的居然是日常行为，“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之所慎：齐、战、疾”，“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万世师表的孔子，赢得弟子敬仰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贯穿其心、表里如一的行之示范。《论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我们的老师，作为一代教育家，传授于我们的，不止学问，更在为人。他以自己的行为之示范，向我们诠释了这样的为师之理：学问与为人是贯通的，学问为做人铸魂，做人是学问之彰显，二者不可割裂，融为一体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才是为学的最大价值。孔子的弟子这样描述孔子“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既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在学生看来，我们的老师亦如是！

　　于学术而言，老师崇尚笃实，格外重视学术的实践价值，强调学术源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主张从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寻找问题、归纳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对待学术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老师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一以贯之，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以大众化为目标迅猛发展，各类高校雨后春笋般蓬勃建立，针对很多高校领导比较缺乏治校理论的实际，老师带领教育科学研究院团队，率先在华中科技大开办“校长博士班”，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我们这批人正是沐浴着这缕阳光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接受理论滋养的。从培养高校领导的特点出发，校长博士班课程设置突出实践，邀请大批知名校长授课，他们深厚的治校经验，启迪着我们从这里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动了各自学校教育改革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实践研究成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老师始终强调，大学各有各的不同，大学管理不能简单套用一般规则，倡导并建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以高校自身的事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坚持“把握方向、求真务实、共同创造、规范发展”的原则，积极探索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努力推广院校研究实践，开辟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新领域。老师一直主张教育研究要从细微处入手，小问题做大文章，在老师看来，教育即实践，只有在火热的教育实践中，才能更好地把握那些真实的研究元素，使教育研究更生动、更鲜活。老师的这些思想，无疑与当今人文社会科学所倡导的面向平凡、面向底层、面向广泛的大众研究思潮高度契合，反映和代表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走向。

　　小说《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有一句话，“一个部队的精神与传统往往与他的初任首长性格有关”，刘献君老师执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多年，他的风格已深深熔铸于这个特殊的团体。在当下的高等教育界，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科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即“实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我们是否可以用“教育实践学派”为我们热爱的老师、热爱的团队竖起一面鲜亮的旗帜，率领我们继续前行。

　　祝愿我们亲爱的刘老师永葆青春，“不知老之将至”，祝愿我们挚爱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永立潮头，一往无前！

文华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 王承新

20多年前我就已知道刘献君教授的名字，他当时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湖北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方面的领军人物。我偶尔在湖北高校宣传思政工作会议上见到他，接触不多，了解甚少。2015年我受聘到文华学院工作，方知刘献君教授2003年即兼任文华学院副董事长，后从华中科技大学校级领导岗位退下来，2010年担任文华学院校长。我翻阅了刘献君校长撰写的《大学之思和大学之建》、《高等学校个性化教育初探》、《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大学之道》等著作，对这位高等教育理念先进、理论知识渊博、教学研究经验丰富的学者，肃然起敬，心生钦佩。刘献君校长曾担任过高校宣传部部长，对宣传工作既在行又重视。我作为学校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出于职责与使命，常听取校领导的指示与意见，庆幸得到刘校长许多的指教和影响，也观察到先生的人格、风格、品格，颇有体会和感慨。

　　刘献君校长对各类文稿要求很高。宣传部经常有起草的文稿需呈送刘校长审阅，他都会迅速阅读，立即反馈他的意见。他往往首先肯定你的努力，然后再细心地指出不足之处，提出修改意见。他的见解往往站位较高，语言浅显直白，常常让人豁然开朗。有一次，我为《中国教育报》拟一篇关于文华学院个性化特色的稿件，送刘校长审阅后，他告知要用事实说话，要有故事，要有生动事例，我改了几次还是不理想，他又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有点吃惊，他掌握的情况竟如此全面、细腻。按照他的指导意见修改后的稿件，明显要好很多，有理论有实践有事例，可读性增添了许多，刊发后也较有影响。

　　刘献君校长所有的文稿都是亲力亲为。他虽从华中科技大学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作为学者有许多事情忙碌着，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的事要操心，所带的博士生要指导，文华学院校长的责任也不轻，他要参加许多会议，出席各种仪式，接受许多院校和单位的邀请作学术报告，发表各种讲话等。可是无论何种场合、何种讲稿，他都是自己起草，从不用别人代笔，有许多次我们根据他的手写提纲和讲话记录，一经整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每年学生毕业和新生入学时，他都要精心构思，起草一篇讲话稿。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稿，他会将同学们的亮点和取得的优异成绩大量地列出，对学生的喜爱溢于言表。往往毕业典礼结束后，许多毕业生会感谢他的教诲，排队与他合影留念，场面热烈感人。

　　刘献君校长非常关注教学动态。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他早已是全国知名专家、著名学者，教学与管理经验应当是极为丰富了，然而他每月都会几次深入课堂去听课，获取教育教学的第一手资料。在刘校长的要求下，文华学院建立了制度性访谈。每年都会随机抽取150名毕业生和数十位老师访谈，了解师生对学校方方面面的意见与看法。刘校长每年都会参与访谈几位师生。2022届的张雨同学，来自内蒙古，是城建学部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当听说自己被安排的访谈老师是刘校长时，心情有些紧张。但与刘校长见面后，他发现这位长者和蔼可亲。他放松心情后，滔滔不绝地说了在校的所感所思。他感谢学校的个性化教育，使自己大学四年不断取得进步。他尤其对“一生一课表”、“一师一优课”表示赞许，还认为学校“周日晚点评”非常好，既可以进行信息交流，也拉近了老师与同学的距离，同学们每周都可以见到辅导员。“周日晚点评”也使辅导员便于了解学生状态，随时发现问题，做好预防工作。听到来自学生最真切的情况反映，刘校长都会仔细记录，认真对待。每年有关部门整理的数十万字的访谈录汇编，他都会认真阅读，并要求管理干部传阅。

　　刘献君校长竭力为学校树立形象。刘校长在高校、在社会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每当外出作学术讲座和因公出差，他都要宣传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平时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努力为学校树立形象。前几年文华学院在刘校长的努力下，建起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景观雕塑，电视台闻讯来采访。开始影视编导还想提示一下刘校长，结果采访录制时，刘校长语句清晰明确，语义表达到位，肢体语言十分得体，采访一气呵成。对文华学院的宣传，刘校长都会积极参与，特别是招生季。2022年，刘校长应邀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接受了湖北日报全媒体“大美学府”栏目的采访。那天录制节目之前要求化妆，这好像有些为难他，他说从未化过妆，但还是接受了。化过妆的刘校长更加神采奕奕、清朗俊秀。录制节目时，刘校长介绍学校如数家珍，办学理念、区位优势、教学特色、校园建设、校园文化等，娓娓道来，行云流水，半个小时就录制完毕。现场的编导感慨，刘校长真是大师级人物，逻辑思维如此清晰。

　　刘献君校长特别倾心育人成才。刘校长有一句话被印在文华学院的招生简章上，“让每一位学生在这里找到自由成长的空间”。他主张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他认为，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与特点，老师就是要善于发现和引导，给予帮助。他比较喜欢与普通师生交往，在师生面前从来没有一点架子。在师生联欢会上，他还能与女教师合唱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有一次，他到体育场看望正在军训的大一新生，同学们正坐在地上休息，刘校长关切地问了同学们一些问题，“来到文华是否习惯？”“军训辛苦是否能适应？”有一位同学主动回答了他的问题，于是刘校长走到他的跟前，慢慢地蹲下身去，以便与那位同学交流。同学们望着这位慈眉善目、和蔼亲切的长者，不知道他就是校长，无拘无束、调皮地回答着这位长者的问话。一片席地而坐的军训新生中，一位长者与同学们愉快地交谈，此情此景，生动感人。不知在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同学们是否会认出台上发言的校长就是当时与他们交谈的那位长者，也不知他们认出后，又是怎样的微妙心理和感受。

我常感到幸运，在文华学院遇到了刘献君先生，他的人格、风格、品格，值得自己学习和效仿。孔子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山水形象而生动地比喻为智者和仁者，智者就是聪明的人，性格就像水一样不停地活泼灵动，反应敏捷，思维活跃。仁者就是仁厚的人，有仁德的人就像山一样稳健安静，稳重不迁，安于义理，仁慈宽容。刘献君先生正是这样智力超群、仁德敦厚的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蔡玫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激发更多教育工作者以新时代教育家为榜样，躬耕教坛潜心育人，2024年4月17-18日，“弘扬教育家精神——刘献君教育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本次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文华学院联合举办，并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和田家炳基金会的支持。教育部、湖北省、广东省、湖南省、河北省等10余位现任与曾任省级领导，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60余位现任与曾任高校领导，罗俊、丁烈云、张勇传等多位院士，以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110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参会。

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通过主题报告和圆桌论坛的形式，围绕刘献君教授的教育情怀、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等开展研讨。通过深入交流，与会人员强化了对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认识，深化了对刘献君教授教育理念和实践的系统性研究，并就如何弘扬教育家精神形成了若干共识。

1.坚定信念，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潜心奉献

　　少年求学时的师恩滋养、知识涵养及家国关怀让刘献君教授立志投身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并用一生践行。他在掌校治学的数十年间，始终坚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回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为服务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倾心竭力。

（1）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是教育家精神的第一要义。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炜发言时指出，爱国主义是贯穿刘献君教授言行和著述的主线，他是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先行者，在每所任职过大学的每个岗位上都贡献了不俗业绩。中国工程院院士、文华学院原校长及名誉校长张勇传述及，2002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支持民办高校发展，时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献君教授邀请自己共同创办文华学院并担任校长，且再三强调办好民办教育是国家的需要，要急国家之所需，文华学院便于2003年应运而生。

（2）信念坚定，情怀深厚是教育家精神的动力引擎。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洪宇发言时表示，刘献君教授是一位富有教育信念、教育情怀、教育追求，也很有教育思想、教育智慧和教育影响的教育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这一代教育家群体中很有特色和代表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马陆亭在报告中指出，刘献君教授始终饱含为国、为校、为师、为生的教育情怀，孜孜不倦做学问，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3）治学育人，甘于奉献是教育家精神的鲜亮底色。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表示，刘献君教授是我国大学德育研究的先行者、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开创者、院校研究的开拓者以及个性化教育的探索者。河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培发言时指出，刘献君教授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品格，有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品质，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其教育家风范的突出表现。

2.与时俱进，抓住教育基本问题，探索教育规律

　　教育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刘献君教授非常注重对教育自身及教育管理的理论探索，把握时代脉搏，建构教育理论。在大学德育、文化素质教育、院校研究和个性化教育等领域，围绕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高校改革与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

（1）教育理念及思想的构建：源于实践，面向实践，回归实践。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魏署光在报告中阐述了刘献君教授提出的教育理念的本质论、层次论、功能论和创新论，并指出其教育理念研究体系富含实践特色。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光礼将刘献君教授教育思想的底层逻辑归纳为“内化之喻与泡菜之喻”、“不结果的树之喻”、“珠宝鉴定商之喻”三个教育隐喻，由此生成文化素质教育研究、院校研究与个性化教育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并始终坚持研究和实践相互滋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凯表示，与多数大学领导者不同的是，刘献君教授始终将思考贯穿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完成思考，其学养深厚、著述颇丰、影响深远。

（2）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梁红在报告中指出，刘献君教授经过系统研究，提出人的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人格的结构性发展规律、偶然性发展规律、青年成长的自觉能动性规律等原创性理论，影响广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卢晓中表示，刘献君教授关于人的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直抵教育的本质，且理论与实践相映成趣。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祥认为，刘献君教授关于个性化教育的探索回答了教育的真谛，即“教育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

（3）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共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陈鹏表示，刘献君教授在我国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紧扣时代脉搏开展研究。精英化阶段，以思想道德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为核心；大众化阶段，引领院校研究的发展，聚焦不同高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普及化阶段，率先开展个性化教育研究，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文化乃教育之根。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建国指出，刘献君教授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彰显着深刻的文化向度，他对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深入研究为其日后系统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奠定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为教育发展创造条件、提出需求，高校办学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发言时表示，刘献君教授系统研究后提出的行业特色高校、应用型高校发展路径可行，有效回应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践指导价值较强。

　　（4）大学改革与发展：教育是目的性活动，办学是手段性活动。刘献君教授在长期掌校治学中系统研究了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战略管理、学科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等议题。现代大学制度关涉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厘清及内部治理体系完善。文华学院院校研究所所长周进将刘献君教授基于关系理性哲学视角构建的现代大学制度思想概括为“制度为关系而设定”，从关系中揭示本质，在关系中呈现意义，为关系而设立规则。战略管理是高校在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依法、科学办学的关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宣传部部长侯志军将刘献君教授的大学战略管理思想提炼为战略规划起点论、战略实施主体论、战略管理系统论和战略领导决策论，指出该思想体系为高校战略管理和大学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

　　大学的学科、专业与课程建设是实践高校职能的关键载体。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郭卉将刘献君教授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概括为学科建设的要素论、阶段论、主体-内容论和融合-生长论四个方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雷洪德在报告中指出，刘献君教授关于大学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盲区之光”，其“四个结合点”、“五对关系”等观点为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人为本”是贯穿刘献君教授实践高等教育哲学思想的主线。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原副主任牟延林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尊重”、“立志教育”、“潜能”等关键词无不体现着刘献君教授的人本思想。如若“人本”是目的性追求，那“高校战略管理”、“课程与教学”等则是服务人本的手段性诉求，二者虽相辅相成却不能颠倒。

3.立足实践，改进实践，切实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中产生，也在实践中检验其教育思想。因有先进教育思想的指导，其教育实践也更符合教育规律。刘献君教授先后在四所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任职，在长期的办学治校实践中秉承理论与实践互融互促的理念，不仅在实践中探索教育规律，也将教育规律应用于教育实践，并取得积极效果。

（1）掌校治学成效显著,切实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水平。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许晓东致辞时指出，刘献君教授长期担任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领导，创新性地开展工作，为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贡献；获评全国高等教育有重要贡献学者，入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廷柱表示，刘献君教授任学院首任院长十年间，以所建院开启按一级学科博士点布局历程，找到并做强院校研究特色，募资建成学院大楼，师生规模迅速扩大，经费来源与收入状况迅速改善，办学地位与社会影响显著提升。

　　（2）响应国家发展民办教育号召，在办学实践中积极作为。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为服务国家民办教育发展需求，刘献君教授以华中科技大学校领导身份参与创办文华学院，并长期担任副董事长、院长。文华学院董事长吴文刚致辞时表示，刘献君教授带领学校走出了一条“以特色提升水平，以水平彰显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将学校办成了一所跻身全国民办高校前列的高等学府，对全国同类高校也产生了广泛影响，用行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

　　（3）倡导增设教学服务型大学，推进高校分类和特色发展。刘献君教授在担任教育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期间，发现已有高校分类体系无法满足某些学校的发展需要，应势提出在高校分类中增加“教学服务型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副理事长、铜仁学院原校长侯长林提到，正是在刘献君教授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与发展思想的指引下，铜仁学院在应用转型探索的迷茫中找到了发展方向，在学科与专业建设的博弈中找到了应有方位，在发展前行的困惑中找到了合适战略，在行政管理规律把握的艰难中找准了工作方法。

　　会上，周洪宇、张德祥、阎光才、郭卉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刘献君教授教育思想的形成呈现出“起于实践——形成理论认识——重返实践——促进实践智慧——指导实践”的方法论路径。在行动中运用有限归纳法，实现从实践到理性认识的转变；将理论作为沟通实践的中介性要素，指向富含实践智慧的理论；实践智慧不断化解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间的张力，实现转实成智。由此观之，“转实成智”是刘献君教授集实践、研究和认识于一体的高等教育研究范式。

4.以悟导悟，践行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晓东指出，刘献君教授躬耕教坛数十载，先后讲授课程20多门，出版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近300篇，影响广泛。培养了一批批活跃在社会各界并成为中坚力量的优秀学子，在学生眼里，他是德高望重的经师和人师。

（1）尊重学生，平等相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张应强发言时指出，无论学生背景如何，刘献君教授都公平对待，尊重其差异和个性。刘献君教授虽为知名学者且长期担任校领导，却一贯平易近人。他与学生共读《论语》，请学生在食堂一同进餐，撤掉领导位凳子与学生席地而坐观看晚会，与不知其为校长的军训新生愉快交谈。

（2）严格要求，以身作则。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孙华表示，刘献君教授强调细微之处见真章，严格要求学生也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甘肃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俊宗述及，先生以己为范传授学生的不止学问、更在为人。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贺祖斌指出，刘献君教授的治学严谨、勤奋笃行至今让他铭记于心。徐建培回顾求学经历时提及，刘献君教授一贯强调从真问题出发做真学问，循循善诱、知行合一。

（3）因材施教，尽心指导。沈阳化工大学党委书记周志强发言时指出，刘献君教授关爱每一位学生，并根据大家的特点进行个性化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理事长、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张安富感谢刘献君教授将他引入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并倾心指导，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理事亓小林在报告中指出，刘献君教授非常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能为她这样教育学基础薄弱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与关怀。

（4）以悟导悟，乐教爱生。张应强指出，“以悟导悟”是刘献君教授在体悟自身学问和人生中得出的“真道理”，以自己之“悟”引导学生去“悟”。长春工业大学原校长张德江在报告中表示，毕业后也常向刘献君教授请教，越发感受到他清正、厚重的高贵品格，慈祥、谦诚的为人风范和宽厚、坚实的学术功底。李建国也在报告中评价道，刘献君教授文章与政事齐高，文品与人品齐美，有古之儒士之风。

5.坚持不懈，排除万难，一生坚守教育事业

　　教育实践是丰富的，但也充满冲突、矛盾和困难。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择一业而白首是刘献君教授的真实写照，他坚持不懈在教育领域深耕善为，排除万难，矢志不渝为教育事业发展而默默奉献。

（1）潜心教育，坚守初心使命数十载。湖北省政协原秘书长翟天山谈到，刘献君教授治学育人几近六十年，保持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在教育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徐建培指出，刘献君教授对教育事业始终怀揣“咬定青山不放松”、将冷板凳坐热的坚定信念。

（2）力排众议，举办校长博士进修班。据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别敦荣回忆，刘献君教授曾举办校长博士班助力大学校长按教育规律办学，但开班即面临多方诘难。作为主事者，刘献君教授压力极大却未退缩，邀请朱九思、杨叔子、周济、潘懋元、曲钦岳、张岂之、母国光、章开沅等知名大学校长或学者授课，指导学员矢志攻博。五期博士班持续近10年，百余人完成学业，大批学员利用所学推动了自身学校发展。

（3）锲而不舍，竭力推进全国院校研究。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沈红表示，共事期间见证了刘献君教授二十年如一日竭力在全国推动院校研究，他成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并担任创会会长，出版院校研究教材、编印《中国院校研究案例》。张安富表示，中国院校研究自2000年至今经历了“初步形成”、“规范发展”和“走向成熟”三个阶段，刘献君教授贡献重大。

（4）独辟蹊径，在理工科大学创文科特色。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欧阳康在报告中指出，在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很不容易，刘献君教授排除万难，围绕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何“入主流”、“倡交叉”和“创特色”，开展了许多创新性举措，使学校的文科突出重围并产生了质的飞跃。

　　刘献君教授的精神品质感染着每个了解他的人。湖北大学原党委书记尚钢谈到，刘献君教授永远是心中一盏照耀着他不断前行的灯塔。广东开放大学原党委书记罗海鸥指出，刘献君教授心怀大爱，有思想、有情怀、能创造，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真正践行了教育家精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在贺信中表示，刘献君教授为人为师为文堪称典范，教育幸甚、学生幸甚、国家幸甚。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从六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要义，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树立了精神坐标，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扬起了教育领域的鲜明旗帜。本次会议以此为根本遵循进行深入研讨，并就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以及如何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达成系列共识，有助于进一步在社会各界形成对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共同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办校治学水平，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根基。